只要澄清了这一点，我们其实可以说，宪法授权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和法律，本身亦无不妥，因为此处所说的解释实质上是一种后续的、补充性的立法行为，是具有公开性、一般性（非个案性）和不溯及既往性等典型立法属性的。
规制性听证目的是在采取某项监管行动之前获取信息或听取建议。法治经济的价值和精神主要包括权利平等、契约自由、公平正义。
笔者将其称之为成本效益分析制度。既包括对法规或规章制定的控制，也包括对具体行政决定的控制。(28)(29)(30)戚建刚：《第三代行政程序的学理解读》，《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2012年重庆市出台的《重庆市涪陵区加油加气站管理实施办法》规定无偿收回经营期满30年的民营加油站。所谓行政规制，一般是指行政机关对经济主体的决策和其他市场行为的限制。
(12)通过这两个基本要求，法官的裁判获得了正当性，容易为当事人和公众所接受和信服。在我国，最为突显的是审判型行政程序，即主要是针对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调查、行政强制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强调的是对行政权的控制，如《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中确立的程序制度。【注释】 [1]陈映芳：《城市中国的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11页。
位居权力结构核心的城市政府领导其各工作部门对各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这仅仅构成了一副单调乏味的行政组织图景。就现有制度表达来看《，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是体现行政权力自治化和重构城市政府的崭新标本。[16]作为民选官员，委员们需要对选民负责，否则将面临下次选举失利的后果。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
[10]福建平潭综合实验区是出于对台经贸等工作的需要，采用了管委会的组织形式。[23]然而需要注意的是，现有的公民参与模型即使在最理想的情况下也无力支配行政权的运作，无法有机融入行政组织，更不可能完成行政组织法的更新。
[3]有限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比较法和像规划、交通等零散的具体问题领域，见练育强：近代上海城市法制现代化研究——以城市规划法为主要视角，载《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重构后的城市政府在行使诸如交通、教育、卫生等各项职能时，需要先根据法律判断其职权行使的性质，分析其中的自治因素。[11]上海自贸区管委会则被定位为上海市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同样服务于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以及改革金融、贸易制度等中央政策。在这里，开放结构不仅指城市政府整体组织和运作过程的开放，同时还要求其各类行政组织的开放和自治化。
它本质上是中央各类政策的工具，是中央运用计划手段进行工业投资和人口迁移的场所。但这却无助于城市独立主体地位的获得，反而使城市继续被淹没在原有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话语体系中。在美国，市（city）政府在内部组织形态上并非整齐划一的，而是基于历史条件和现实环境的差异，形成了若干种政府组织形态。[15]Gerald E.Frug,The City as a Legal Concept,93 Harvard Law Review 1057,pp.1059—1063（1979）. [16]王旭、罗思东：《美国新城市化时期的地方政府——区域统筹与地方自治的博弈》，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06页。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对一级地方政府责任的强化，还是形形色色的垂直领导体制，都无法使看不见的城市得以显现。与此同时，行政组织的运作也开始接纳非官僚因素，如行政复议委员会的制度设计，便为将外部专家因素纳入行政组织的复议活动提供了通道。
这种将政治与行政合二为一的市政权力结构有助于将来自政治的压力更直接地传导进行政过程，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市政管理的专业化水平。在议会——经理制结构中，城市议会的议员经民选产生，议会作为城市的政策和法令制定机关，负责本市重大公共事务的决策。
[19] 诚然，中国城市政府的组织形态无法也没有必要照搬美国的实践，组织形态的多样化本身也未必能够直接塑造城市在法律上的主体性，但是，多样化意味着市民选择的可能性，选择可能性的背后则是市民的自主性。[22]这绝非简单的公民参与，实际上是在行政组织运作中楔入了自治因素，公民及其团体可以阻止行政组织目标的实现，并与技术官僚一同分享行政权力。其次，市民社会是指作为整体的社会能够自主调整其结构，并通过社会组织协调其各项行动。当下大量被称之为二政府的行业协会等便是其体现。朱芒、陈越峰主编《：现代法中的城市规划——都市法研究初步》（上下卷），法律出版社2012年版。前者如广东深圳的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是为了深化深港地区的合作，发展包括金融、现代物流在内的现代服务业，而采用了法定机构的行政组织形式。
[24]由此可见，城市治理委员会是城市政府的组成部分，是行政组织的表现形式。从法律规范上来看，城市政府一般是由正副行政首长以及其工作部门的负责人组成，这些工作部门分别负责城市治安、卫生、城市建设、教育等公共事务，并统一归所属城市政府来领导。
[12]后者如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委员会，它将工商局、质监局和食药局合为一体，打破了与上级行政组织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但这种偏离隐含有探索行政体制改革道路之意。此外，《宪法》第63条还规定了地方政府分别由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各一人，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副区长，副乡长、副镇长各若干人和委员各若干人组成，第65条则规定了县级以上的人民委员会领导所属各工作部门和下级人民委员会的工作。
第111条规定：城市和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居民委员会或者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有限的偏离要么亦是中央政策的产物，要么是得到中央许可的试点创新。
[20]在组织法语境中讨论行政权力的自治化，可以借鉴泰勒的这一区分将自治依次分为作为附庸的自治、作为独立堡垒的自治和内在于行政权的自治。进入专题： 城市 行政组织 行政组织法 权力 公共自由 。作为地方行政机关，各级地方政府既需要执行本级人大的决议，也应当执行上级行政机关的决议和命令。行政权力的自治化则直接为公共自由的形成提供了实践空间，它不仅仅涉及权力运作问题，不是用公民参与的理论模型就能涵盖，而是需要人们将目光上移追溯，在行政组织当中寻找。
正是基于对城市主体化内容及其前提的思考，我们可以进一步发现，主体化的城市隐含了更深一层的法律内涵，即市民的主体化。委员会下通常设立若干部门，部门个数和委员人数相等，如：公共安全、财政、公共工程、公园和娱乐、公共事务、社区发展、卫生福利等，每个委员领导和监督一个部门，同时又对委员会集体负责。
[24]莫于川、雷振：从城市管理走向城市治理——《南京市城市治理条例》的理念与制度创新，载《行政法学研究》2013年第3期。[9]2013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29]但是，由于此类城市的商业活动实际上掌握在商人手中，行政又属于封建领主，内部存在不平等的权力分配，因此，即使其某些领域的活动相对国王或领主来说是自治的，也很难符合前述对权力自治化的描摹，无法真正实现现代意义的市民主体化。可以说，五四宪法在奠定省——县——乡三级纵向层级体系的同时，也大致确立了包括城市政府在内的地方政府行政组织形态。
城市尚未完成概念上的主体化构建，就消失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话语之中。如可借鉴美国行政法上的谢弗林尊重（Chevron Deference）规则，只要立法者没有明确规定，并且行政活动是合理的，法院就不加干预。不过在弱市长体制下，市长一般只拥有有限的独立权力。（二）行政权力的自治化 行政组织不是空洞的形式，它是围绕行政权力构建起来的，是权力的执掌者，过往的行政组织法研究即侧重于此。
[18]经过进步主义运动的洗礼之后，既将整个城市的行政权集中于一身，又拥有民主正当性的强市长逐渐取代了弱市长，尤其是在大城市中，强市长被认为有助于解决相当多的棘手问题，也就是说，市长所拥有的权力大小将对问题的解决产生重要影响，这也是不少城市谋求向强市长转变的主要原因。市政经理有权对这些人员进行任命和罢免，有权指挥各个部门的日常运作，同时也应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
[13]李格：当代中国地方政府制度的沿革和确立，载《当代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主体化隐含的风险之一是一部分人可能以城市整体利益之名侵夺另一部分人的权利，这在更小规模的共同体如邻里组织（Neighborhood Organization）中曾经出现过，即邻里组织通过规约的方式排斥黑人群体的居住，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美国，因封闭排外造成种族隔离的邻里组织甚至成为南部民权运动的障碍。
市长同样也是经过普选产生的，并担任市政法人的行政长官。[5]李玉：中国近代市政府的产生及其研究刍议，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
